父親和牛
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，一生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小时候，父亲是一个放牛娃。那时，我的祖父是一个私塾先生，家道虽不算殷实，却置得几亩薄田。由于祖父在乡里设馆教书，少有空闲顾及农活，我的大伯父又在外乡一所学校读书，只有二伯父一人在家务农。所以，父亲只能一面随我的祖父读书，一面给自家放牛。
在父亲32岁那年，我出世了，父亲给我取名“友牛”。“友”是按我干兄弟的辈分叫的，由于先天不足（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，此前农村妇女一般没有生育能力），我出生时皮包骨头，像一个小老头儿。奶奶怕我养不大，就与同村一户郭姓人家认了干亲，想沾点人家的福气。取名“牛”，不知是父亲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对牛爱得太深，还是希望我健康成长，身体像牛一样强壮，或者长大后像牛一样做人，朴实、勤劳和本分。
在我的记忆里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，因为识文断字，父亲一直担任生产队的保管员，同时，负责队里耕牛饲养。在春耕、双抢等农忙季节里，没有人工放养，就要分配派各家各户割牛草，这个任务常由老人、小孩或妇女们来完成。每天早饭、中饭前，父亲和会计负责收集、过称并记帐，到年终，按总斤数折算工分。秋冬农闲季节，耕牛便开始圈养。这时，由父亲一手安排，各户按周轮流饲养。一个生产队有十几头牛，每天要消耗好几百斤草料。这些也都要经过父亲的手，过称，记帐。每天，父亲先从仓库里称棉籽或菜籽饼（有时是黄豆饼），亲自烀熟，给牛催膘。在村西仓库一间放置风车的房里砌了一个大土灶，安了一口十几张大的铁锅。这口锅农闲时用来烀饼料，到腊月里，每家都来蒸过年的粑粑。那是贫困年代，烀熟的饼料，人也可以食用，但父亲从来没有透支或截留过一块饼。他说：“这是老共的东西，不能随便拿。”有时，和父亲一道去喂牛，我禁不住豆饼香味的诱惑，趁他不注意，掰一块塞到嘴里。他看见了，总要狠狠地凶我一顿，有时甚至要吃“板栗”。豆饼烀熟后，还要用干净的稻草打包。每头牛一般一天只能享受到一顿美味，一顿也只有一包豆饼，哺乳期的母牛则另加一份。接着，父亲就帮轮值的人给牛喂稻草。父亲用大铁钩从大草堆上一束一束往下拔，一捆一捆地扎，然后，几个人再一担一担地往牛棚里挑。拔草既是一件力气活，也是技术活。如果顺着堆草时的层次和纹理拔，就轻而易举地把草带出来，要是斜拉或横拽，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气，也只能拔出一小撮。那时，农村草房子多，但每年早稻草只分少量给每家盖屋顶，其余的都堆积起来，作为冬季耕牛的饲料。每个生产队都要在牛屋边的土墙围成的院子里，堆好几个小山似的大草堆。草是一层一层地堆上去的，再经过人力反复踩压，加上长期堆积自身重力的作用，日久天长，草堆就非常板结、稳固。在堆顶上，还用草绕子织成一张大网，把草堆紧紧网住，就是刮七八级大风也一点没事。喂完稻草，就把牛牵到村口塘边喂水，在风和日丽的日子，还把牛栓在户外牛桩上晒太阳。接下来，要出牛单。首先，从牛棚里把牛单草、牛屎一担一担挑出来，然后散开、翻晒。有时，场基上晒不下了，就用牛单草包住牛屎，用双手做成牛屎饼，贴到向阳的土墙上。
如果有母牛生产了，父亲就忙前忙后，仿佛自家生了儿子一样高兴。先拿剪子将小牛蹄子边缘白色角质部分剪掉，再把它与脚底修平，使蹄子外围呈圆弧状，然后，双手抱住小牛的两条前腿，朝东南西北四方各拜一次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拜四方”。据说，只有这样，长大后，小牛耕田才有方向感。如果是一头小水牛，就要用干的青灰给它擦身，直到身上胎水全干为止，三天后，还要“洗三”，用烟草熬水给它洗澡，否则，小水牛身上就容易生癞子。当一头牛老了，要被宰杀了，八九个壮汉一阵手忙脚乱地将牛放倒在地，父亲看着于心不忍，就用一块土布大手巾把牛眼蒙住，然后，一个人默默地走到一边。
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同宗本家四五户人家合伙养一头牛，这时，父亲对牛就更上心了。说到养牛，父亲的经验之谈是：要把牛当儿子养，不能当老子养。牛棚就在我家南头原东队仓库的一间空屋里，每当夏天刮南风时，牛棚中的骚臭气息扑鼻而来，父亲却处之泰然。他说：“我们做田人，想跟城里人一样，图干净，穷讲究，吃屁屙风啊！”一年的腊月，大约二十九的上午，我正在家给左邻右舍写春联，村子里飘荡着白酒和大葱的香味，到处是一派喜气洋洋的过年气息。父亲忽然问母亲：“过年这几天，牛轮到谁家？”母亲随口回答说：“是学六老爷家吧。”父亲一听，连忙走到我身边，说：“茂普，你赶快多裁一副对联，牛屋还没有呢！”我不解地问：“学六老爷家没写吗？”父亲十分肯定地说：“他呀！他怎么会想到牛？”大年三十的上午，我端着一碗稀米糊，给牛棚贴上一副春联，上联是：“起早贪黑耕云雨”，下联是：“任劳任怨作贡献”，横批为：“五谷丰登”。在两只牛角上，父亲还特意各贴了一块方形红纸，说要图个喜庆。吃中饭时，父亲特地盛了一碗米饭，还夹了一些素菜，亲自送进牛棚，和饲料拌在一起让牛吃。父亲深情地对我说：“牛一年累到头，今天也该过个年。我们种田人，能有口饭吃，就全靠它啊！”
父亲一生爱牛，不管多么犟的牛，父亲从没下狠手打过，更很少斥骂它。一年的双抢，大约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第二年，这天早上，鸡叫二遍时，父亲就起床，牵着牛下田了。因为趁清早，天有点凉气，一来人畜可少吃点亏，二来也可多出活。可是，到吃早饭时，这牛忽然不听话了，猛地向前一蹿，把父亲从耙上掀下来。父亲右脚插进耙条与耙铲之间的空隙中，右小腿被耙铲齿戳了一个大窟窿，鲜血直流。那年双抢，幸亏邻居及亲友帮忙，才忙活完了。事后，学六老爷过来看望，愤愤地说：“三老爷，你忍性真好！要是我，非拿根棍子把它往死里打。”父亲却淡淡地说：“它是畜生，打死了也没用。只怪自己不小心。”
父亲一生性急，尽管老了，还是这样。一到忙时，事情做不出来，就生母亲的气。每天挂在嘴边的话，就是谁家的稻要割完了，又谁家的秧插得差不多了。我有一个姐姐，大我十岁，二十岁就出嫁了。两个妹妹还小。从十三四岁起，我就跟父亲学会做农活。后来上师专，参加工作，再到成家，每逢寒暑假，我都要回家帮忙。就这样，父亲还是比人家急，比人家忙。父亲又好强。有一年，从我大姐夫家的鸡场拉回一车鸡粪，下到田里。那年的早稻、双晚都长得壮，病虫害又少，收成特别好。父亲很是引为自豪，在我面前自夸过好几次。每逢别人提起这事，他仿佛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乐得满面红光，胡子还一翘一翘的。就是这两样性格，促使父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。
父亲的生命是在牛的陪伴下走到尽头的。
那天，是2002年4月9日，清明后的第四天，一大早，父亲就吃了早饭，扛着犁、耙，做秧田去了。本来，一个星期前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春雪，天气还清冷、清冷的。这时下田，就是青壮年也受不了，何况父亲年事已高，还患有高血压！也许父亲急着农活，根本没有想到这些，也许上了年纪，早把生死看得很淡了。我有一位邻居，按辈分，算是远房哥哥，比父亲还大几岁，一见面就开玩笑：“老爷啊，你不到贾家山洼去报到（那里是我村祖坟所在地），还累到什么时候呀！老祖宗在想你啦。”每当这时，父亲总笑着回答：“你别高兴，我到那里，你也跑不了。”于是，这位哥哥接着说：“好吧，哪天我俩一道去。”在清明上坟时，我的堂哥茂义曾劝父亲，过几天再下种，也迟不了，可是，一向急性子的父亲好像有点等不及了。谁知，这一去，竟成了永别！当母亲把家里收拾妥当，将父亲事先称好的化肥送到田头时，只见那头老牛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低着头，鼻孔里不时地喷着沉重的粗气。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倒在田埂边的水里，倒在了他一生为之不辍劳作的土地上，而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根牛绳子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放心不下的还是这头牛，他怕失控后牛在田里乱跑，牛腿被耙齿伤着了。母亲一面疯狂地跑过去，一面声嘶力竭的哭喊：“快来人啦！不得了啦！天塌下来了……”
等我从十几里外的学校赶回家时，我的几个堂哥已将父亲从水田里抬回家，正在料理后事。父亲安详地躺在门板上，但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。
在父亲溘然长逝的时候，作为儿子，父亲唯一的儿子，我没能送他最后一程，只有那头老牛忠实地守在他的身旁，为他默哀，为他祈祷。
牛啊，牛！我，我可怜的老父亲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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